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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的增多，特别是“五一”“十一”的长假又让老百姓们开始抱怨没有好的休闲、游览、娱乐场所；为了这个“节”那个“会”刚刚修得漂漂亮亮的铺地、草坪，转年就到处活动，杂草丛生，又让老百姓指指点点；不知从什么时候，不但新盖的房子要“欧式”、“西洋式”，就连公共厕所和大批的破旧住宅楼也都顶起了山花假墙、捆上了线脚、西洋柱，让人不得其解；十年前城郊的体育中心用地，现今让房地产商们尝到了搞房地产开发的甜头，也自然就被纷纷蚕食，落得每周的甲A联赛时，周围漂亮的住宅楼中的你不管是不是球迷，都得与体育场内的球迷一同聆听呐喊，任散场前后的人声、车声、嗽叭声，声声入耳。 偶尔读到一篇文章《公共草地的悲剧》，说的是作者90年代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阿美士德小镇纳闷：镇上所有的大型户外活动像庙会、图书节、周末免费的流行音乐会等都在镇中心的一块挺大的草坪上举行，人们还在草坪上散步、玩飞盘、打排球，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打闹嬉戏，而这块草地竞然能够一直保持到现在，因为草地附近全是停车场，餐厅和住宅，后来作者知道这块普通的草地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公共绿地”，几乎家喻户晓的典型“公共草地的悲剧”就起源于它。 在过去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几乎所有的城镇中心都有这么一块公共草地，城镇里的室外集体活动都在草地上举行，那时的美国家家户户都很注重实惠，自己种菜，养鸡鸭牛羊什么的，草地空着时，就有人在那儿放羊。没有人在意草地上的草为什么总长不好。到了1968年，有个叫哈丁的人抽时间琢磨了一下公共草地的问题，不琢磨不知道，他居然从平常的草地里发现了大问题，经过归纳总结，写了篇《公共草地的悲剧》的文章，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 哈丁认为公共草地永远长不好，最终只能是一场悲剧。因为公共草地归集体所有，但人们在草地上放的是私人的羊，卖羊的收入归个人所有，毫无限制地在草地上放羊，必然造成草地退化，但草地退化带来的损失却是由全镇人平均分担，如果镇上的人口很多，平均下来每个人摊到的草地损失虽然没有多少，但养羊大把大把的收入都揣进了个人腰包，放羊越多，得到的便宜就越大。有些人没住在草地边上，无法放羊，却同样承担这种损失。 哈丁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使用公共资源来为个人谋私利，“公共草地的悲剧”是无法避免的，当时哈丁借用这个例子去分析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问题。 60年代正是西方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所以哈丁“公共草地的悲剧”的观点一问世立刻不胫而走，被人们广泛接受，因为悲剧并不局限在人口和污染上，而是在自然资源利用中广泛地存在着。 在中国，同类问题同样很多，但哈丁理论在西方大红特红，在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 看过这篇文章，我想，哈丁理论又何尝局限在人口、污染和自然资源利用呢？社会环境与资源，人文环境与资源又何尝不存在这些问题呢？包括我们的城市环境及资源。 中国的建筑界在近二十多年中，从拨乱反正、解放设计思想，引进与吸收国外的设计理论，包括各种先进的适合的，也有不适合的，到不断进行的大量的设计实践等种种努力使我们感叹，中国现代建筑的春天真正到来了，有一批甚至一大批优秀的建筑设计、环境设计作品问世，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相结合的观念也正成为一种共识，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的急剧增长，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包括相当数量的急功近利的开发建设，也使我们看到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近十几二十年来以建设名义破坏环境的速度要大于历史上哪怕百年中的破坏，问题之多不能不让人反思，现在上海市已在城市中的很多地段严格控制高层建筑的数量与高度，截止到1996年，我国从南到北已设市666个，具有自身鲜明的地域，文化、环境特色的城市又有多少呢？城市开发建设中损毁文物（包括地下和地上）的现象屡有曝光又说明了什么？叫好不叫座与叫座不叫好的房子在城市中都能存在，当然还有那么多不叫好又不叫座的房子等等，这些现象与问题我们能不有何反响？也可能这些是我们在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付出的代价，但这代价能不能少付出一些。 还谈哈丁的“公共草地的悲剧”，以往在建筑界人们时而争论什么主义、流派、思潮，时而争论建筑的本原与方向，时而又争论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时而又争论创作的环境、执业的艰难，但是如果跳出建筑设计、建筑创作的圈子，回头再看看我们真正需要的和应该得到的，我们是否会发现原本我们在创作设计中追求的一切安全的、舒适的，生理的以及心理的，物质的以及精神的生存、生活条件，其实又是多么简单： 我们需要的房子，居住的或是工作的，不一定都要很大，但一定要安全、舒适、方便、有效率。 我们需要的窗口，无非是想多接触些阳光、新鲜的空气和景色，或者还包括亲切的招呼…… 我们需要的街道，是想在走出房子后和走进房子前除了方便地经过和停留外，还有树荫草坪和邻里的和睦气氛作伴。 我们需要的城市，就是由那么多相似又不相似的房子、街道、广场、公园，还有那么多由四季、阴晴，昼夜以及不同的人和人群所组成的美丽风景所组成的。 前不久，业内的多种媒体都或多或少地报道了由多家房地产开发商组织发起的“新住宅运动”的消息，估且不对其初衷加以评论，至少我们可喜地看到开发商追求的目标与过程开始走到一起，如同手机广告的“以人为本”一样，开发商们也纷纷举起这杆旗帜，开发商的一厢情愿没有广大的房地产业主的认可又会有多少价值呢？以往单纯地追求开发规模牺牲城市环境与资源（自然的以及人文的）的作法已经开始让人反省，如果漠视了公众的真正利益，既使短时间内获得了利益，但城市环境与资源（自然的以及人文的）遭受破坏的后果也会同样殃及包括开发商在内的每个城市的一分子，而且这种影响又是相互关联的不会仅限于一个城市或几个城市，只有得到一致的努力，才会让人人受益，反之则人人受害。 某市的某“商业广场”建设之初，面积号称亚洲第一，达到二十余万平米，它的代价是不惜将原来的规划容积率提高两倍，不但使与其相邻的国家级博物馆景观和馆外地下文物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同时这种资源破坏的代价是景观与环境的难以复原，但同时开发商加大了数倍的投资所换来的大体量、大面积与市民的购买力的有限规模形成的巨大反差也使开发商自己的效益大打折扣，这些已经不仅仅是建筑创作的范畴了，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献礼工程”和“倒计时项目”在很多城市中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不切实际的长官意志就是城市的每一个市民无选择地受用这座建筑或环境的开始，虽说城市中的建筑或环境不可能都由市民去参与设计，但漠视城市公众利益的决策与实践又何尝不是“公共绿地的悲剧”的翻版。 国家大剧院项目近来沸沸扬扬，先是几轮竞标终于有果，后又是对中标的安德鲁的方案褒贬不一，包括数十位院士、专家的纷纷质疑：形式主义的设计，预计50亿的超大规模投资，任务书的不合理等等，可能是有着“凡是伟大的作品都要受到最多的争论”的心理准备，建筑师们的观点也莫衷一是，但这仅仅是一个建筑创作问题吗？ 在参加的几次建筑创作会上聆听过一些老先生和前辈建筑师的教诲，常听到“建筑创作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建筑创作要避免浮躁”“建筑要谦虚地对待和尊重城市和城市环境”，经过十来年的实际工作，似乎对其中的理解也一点一点深刻了一些，但是这种深刻、谦虚与尊重，除了对建筑对城市，又何尝不更是对人的谦虚与尊重呢？又何尝只是建筑师应该做到的呢？ 我们的城市是有记忆的，她的记忆很久远，承上启下，美好的与不美好的都一同记下，我们的建筑乃至我们的房子也是有记忆的，人老了以至繁衍生息，房子和建筑却由简单到获得了生命与情感，街道、河流乃至城市中的每个场所都有不同时代、不同人的不同记忆。 城市的记忆是城市的历史、城市的骄傲和城市发展的资本，是城市的重要资源，这些资源与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一样重要，不能或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正是有赖其所依托的资源与环境（自然的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发展的，一切理论与学科，一切实践与努力都应朝着这个目标与方向，在人类跨入二十世纪的关头，建筑师和所有人都应当认清方向，共同努力，建设好我们共同的家园。城市是我们大家的，这个世界是我们大家的。 |
